我叫林白，三十歲，一名胸外科醫生。我曾以為自己擁有真愛——那種人人都在談論、卻很少有人真正見過的東西。直到那天下午我從上海提前回來為止。

醫生這個職業教會我一件事：在沒有拿到病理報告之前，不要輕易下診斷。可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不需要任何病理報告。它就像心臟上的血栓，堵在最重要的那根血管上，要么讓人死，要么讓人生不如死。

而我和蘇晚，兩個人，誰都沒有逃過去。

進修比預定結束早了一天。我沒有告訴蘇晚，想給她一個驚喜。飛機落地大興時已近黃昏，機艙外是北京冬天慣常的灰白，跑道邊緣還有未化凈的殘雪。我拖著行李箱叫了輛網約車，從機場高速一路往城里開。我坐在后座，手指敲著膝蓋，在想她看見我站在門口會是什么表情。會愣住，會笑，會撲上來抱住我——她會把臉埋在我胸口，聲音悶悶地說你怎么才回來。我甚至在想她今天穿什么顏色的睡衣。

車到小區，我拖著行李箱進了單元門。電梯在頂樓，要等很久。那天不知怎么，電梯遲遲不下來，我索性拖著行李箱走樓梯。行李箱的輪子磕在水泥臺階上，咚、咚、咚，在狹窄的樓道里來回彈跳，像某種沉悶的預警。走到四樓轉彎處時，聽見上面有動靜。

是人體靠墻時布料摩擦墻面的窸窣聲，以及很輕微的、唇舌分離時黏膩的水聲。我以為是哪家的小年輕在談戀愛，抬起眼皮往上瞥了一眼。

然后我看見了蘇晚。

她站在五樓樓梯口，背對著我，穿那件米白色毛衣裙。那件毛衣裙是我和她去年在商場買的，她當時從試衣間出來，轉了一圈問我好不好看。我說好看，她就在鏡子前面踮了踮腳，像個等表揚的小女孩。此刻她正站在另一個男人面前，后頸那截弧度熟悉得像我自己手背上的一道疤。男人的手正從她腰上往下收，手指在毛衣裙的腰部停頓了一瞬，像是按下了某個不可撤銷的開關。她正抬頭看他，嘴角帶著那種我太熟悉的弧度——三年前她在廚房煮糊了粥、轉過身拿勺子點我鼻尖時，就是那個弧度。

行李箱的手柄從我手里滑脫，砸在臺階上，發出一聲巨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