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燈，鋪開信紙。
鋼筆尖懸在紙面上方，久久沒有落下。
第一句話寫什么？
“尊敬的領導”太正式。
“你好”太隨意。
最后我什么都沒有寫抬頭，直接開始陳述事實。
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寫下來：時間、地點、可能的震級，以及西繡鎮周邊的細節。
寫完第一遍，我撕掉重寫。
太詳細了，詳細到不正常。
第二遍，我刻意模糊了部分細節，讓它看起來像是從某些渠道聽來的消息，同時又保留了足夠的關鍵信息。
寫到一半，我停下來揉了揉手腕。
窗外的天已經完全黑了，母親敲過兩次門喊我吃飯，我都說在趕作業。
我把信反復修改了五遍。
最后留下的版本，措辭謹慎到了極點。
沒有使用任何“**一定會發生”這樣絕對的說法，而是寫道：“根據觀察和分析，該區域存在發生強震的可能性，建議加強監測并做好應急預案。”
但那些地理細節，卻精確到令人不安。
第二天是周六，我起了個大早，坐公交車去市中心，找了個偏僻的郵筒把這封信投了進去。
信件落入郵筒的那一刻，發出輕微的聲響。
接下來就是等了。
我轉身離開，心里卻七上八下的，甚至有一種荒謬的錯覺——這封信，真的能改變什么嗎？
三天后的晚上，我放學回家，看到門口多了兩雙陌生的鞋。
客廳里坐著兩個穿便裝的男人，父親正在給他們倒茶。
看到我進門，兩個人同時站了起來。
其中一個微胖的中年男人對我笑了笑，掏出了證件：
“林默同學，我們是****的。關于你寄的那封信，能聊一聊嗎？”
2、
客廳的燈光從來沒有這么刺眼過。
我坐在沙發上，對面是那兩個男人——微胖那個姓周，自稱周建國；旁邊瘦高的是他的同事，從頭到尾沒說話，只顧低頭在一個黑色筆記本上記著什么。
父親和母親被客氣地請到了臥室，臨走時母親頻頻回頭看我，臉上的擔憂幾乎要溢出來。
父親倒是鎮定些，拍了拍她的肩膀，輕輕帶上了門。
周建國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不緊不慢地問道：“林默同學，你最近去過川省嗎？”
“沒有。”我說的是實話。十六歲的我，連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