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城的光與塵埃------------------------------------------，像塊被天山雪水浸軟的羊脂玉，夜里也泛著溫潤的白。這白不是純白，是摻了羊糞灰、**沙和炊煙的那種渾白，黏糊糊地糊在天地之間。我蹲在國營照相館的門檻上啃涼馕，馕是早上阿依古麗**送的，放了太多鹽，齁得嗓子發緊。油星子順著下巴滴在藍布衫上，洇出星星點點的黃，像尿漬，又像地圖上的小島。，鐘上結著蜘蛛網，網里粘著兩只干癟的**。窗外的白楊沙沙響，混著遠處哈薩克牧民的冬不拉聲——那是夜市收攤的信號。冬不拉聲里夾著女人的笑聲，脆生生的，像玻璃碴子撒在鐵皮上。“小周！”王姨的大嗓門從里屋撞出來，撞得門簾上的灰撲簌簌往下掉，“你那臺海鷗相機擦了沒？明兒個要拍知青返城的合影，膠卷可別卡殼。上回給農機站拍先進工作者，就卡了殼，李站長那張臉黑得跟鍋底似的。”，喉嚨里堵著馕渣。手里的馕渣掉在地上，立刻被一只瘦骨嶙峋的母雞啄了去。這只雞是隔壁裁縫鋪阿依古麗家養的，每天這個點準時來照相館門口覓食，比鐘還準。，五十歲的人了，頭發還梳得一絲不茍，用刨花水抹得油亮，在腦后盤成個髻，髻上插著根銅簪子，簪頭是朵梅花，已經銹成了綠色。她藏青旗袍外罩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像株開在**灘上的老牡丹，花瓣蔫了，桿子還**著。她男人早年在修烏庫鐵路時被塌方埋了，連尸首都沒挖出來，只找到一只翻毛皮鞋，鞋里還塞著半截腳趾頭。她就守著這間照相館，把每個客人的笑臉都收進相紙里，好像那些笑臉能拼湊出她男人的臉似的。“哎，好。”我把相機塞進帆布包，帆布包是軍綠色的，上面印著“*****”，紅字已經褪成了粉色。我摸黑往家走，路燈只有三盞，還壞了兩盞，剩下那盞像只快斷氣的螢火蟲，光暈黃得像尿。，土坯墻裂著縫，裂縫里長著灰白色的堿蓬草。墻根堆著各家腌菜的缸，缸口壓著青石板，石板上蹲著野貓，眼睛在黑暗里發著綠光。路過阿依古麗的裁縫鋪時，門簾被風掀起一角，我瞥見她正踩著縫紉機，月光落在她后頸上，像撒了把碎銀。縫紉機咯噔咯噔響，針腳細密，她在縫一件布拉吉，粉底白花，領口要鑲金線。，二十歲，比我小兩歲，長得跟畫報上的電影明星似的。她總穿布拉吉，各種顏色的，領口都繡著金線，走路時裙擺像花瓣一樣張開。笑起來有兩個梨渦，一個深一個淺，深的那個能盛下一勺馬奶酒。去年冬天我去她家送照片，她端來一碗熱奶茶，奶皮子在碗邊結了層白霜，她說：“周哥，你說我以后能當演員不？塔城電影院放《紅燈記》，我看了三遍，李鐵梅的辮子真長。”，頭也沒抬：“能，你眼睛里有星星。”，你眼睛里不光有星星，還有火，那種能把男人燒成灰的火。但這話我沒說出口，我只是個照相館的學徒，每月工資十八塊五，留給媽看病十塊。剩下的八塊五，三塊吃飯，兩塊買膠卷，一塊五存著，想買雙新膠鞋——腳上這雙已經補了五次，大腳趾快頂出來了。，她早跟縣***的陳默好上了。陳默是上海來的知青，會彈吉他，會跳迪斯科，頭發留到耳根，鬢角修得整整齊齊。每次來阿依古麗家，都帶著一包大白兔奶糖，糖紙亮晶晶的，吃過的糖紙攢起來能糊一面墻。阿依古麗媽說：“這上海小伙子，比咱們塔城的巴郎子精神，說話軟綿綿的，像棉花糖。”。我只是蹲在墻角擦鏡頭，擦得能照見人影。陳默爹是上海紡織廠的工程師，每月寄三十塊，夠他在塔城活得像朵云——輕飄飄的，想去哪兒就去哪兒。而我像**灘上的駱駝刺，根扎在堿土里，一輩子挪不了窩。，我摸出鑰匙開門。鑰匙是黃銅的，已經磨得發亮，**鎖孔要轉三圈半，少半圈都開不了。屋里飄著煤油燈的味道，混著中藥的苦味和尿臊味——媽肺病犯了，夜里起不來，就在床邊放個瓦罐。妹妹小菊趴在桌上寫作業，鉛筆尖斷了三根，她用牙咬著鉛筆桿，嘴唇染成了黑色。，票子皺得像咸菜：“去巷口買根冰棍，別讓媽知道。”，辮子上的**繩松了：“哥，你又偷藏錢！王姨知道了要罵的。”
“噓——”我指了指里屋。里屋傳來**咳嗽聲，一聲接一聲，像破風箱在拉。肺病犯了三年，藥費像座山壓在我肩上。我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市場幫人搬土豆，一麻袋土豆八十斤，扛一袋掙五分錢。晚上在照相館加班沖膠卷，紅燈泡照得眼睛發脹，就為多掙五塊錢夜班費。五塊錢能買十斤白面，或者二十斤土豆，夠全家吃一個星期。
“哥，你說咱啥時候能住上有暖氣的房子？”小菊**冰棍問，冰棍是糖水凍的，五分錢一根，她舍不得咬，只一點一點舔。
我望著墻上貼的獎狀——那是小菊上學期得的“三好學生”，紅紙邊角卷了邊，用飯粒粘在墻上，飯粒已經發黑，爬著螞蟻。我說：“快了，等哥攢夠錢，咱就換。”
這話我說了三年。三年前媽剛生病時我就這么說，到現在還住在漏雨的土坯房里。雨水順著房梁往下滴，我們用盆接，滴滴答答，像永遠走不完的鐘。
8月29號那天，塔城的太陽毒得像團火。這火不是明火，是悶在蒸籠里的那種暗火，烤得人皮肉發緊，汗出不來，全憋在毛孔里。我在照相館門口支起遮陽棚，棚布是軍用帆布改的，已經曬得發白，邊緣破了幾個洞，光從洞里漏下來，在地上烙出一個個晃動的圓斑。
排隊拍證件照的人從門口排到街角，都是知青返城要用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臉上都掛著同一種表情——焦灼中摻著希望，像餓狼看見肉，又怕肉里有毒。我挨個遞涼水，水是井里打的，裝在鐵皮桶里，桶壁上凝著水珠，喝進肚里涼得人打哆嗦。
王姨坐在柜臺后算賬，算盤珠子撥得噼啪響，像放小鞭。她的手指又粗又短，指甲縫里塞著黑泥，可撥起算盤來靈巧得像繡花：“今天收了八十塊，夠買面粉了。面粉漲到一塊六了，去年才一塊二，這世道...”
她沒說完，但我知道后面的意思。世道變了，什么東西都在漲，只有工資不漲。我學徒三年，還是十八塊五，王姨干了三十年，也才四十二塊。可她不抱怨，她說人得知足，比起**人的六零年，現在已經是天堂了。
下午三點，日頭最毒的時候，陳默推著永久牌自行車過來。車把上掛著兩個網兜，一個網兜里裝著西瓜，綠皮黑紋，另一個裝著葡萄，紫得發黑，上面還掛著白霜。阿依古麗跟在他身后，穿件粉格布拉吉，裙子是新做的，腰收得緊緊的，襯得**鼓鼓的。頭發燙成了波浪卷，用紅手絹扎著，走起路來一甩一甩，撩撥著我的心。
陳默把自行車支在門口，車鈴按得叮鈴響：“王姨，給我們拍張合影！要彩色的！”
王姨笑著迎上去，旗袍下擺開衩處露出半截小腿，小腿上青筋盤曲像蚯蚓：“哎喲，小陳和小阿依，又來秀恩愛啦？這次要拍幾張？”
“拍三張。”陳默伸出三根手指，手指又細又長，指甲修剪得干干凈凈，“一張寄給我爸媽，一張阿依古麗留著，還有一張...貼結婚證上。”
最后這句他說得小聲，但我們都聽見了。阿依古麗臉紅了，紅到耳根，像抹了胭脂。她低頭擺弄裙角，金線在陽光下閃閃發亮。
我調著相機參數，手心里全是汗。海鷗DF相機，標準鏡頭，光圈調到f/8，快門速度1/125秒。鏡頭里阿依古麗的臉像朵綻放的玫瑰，花瓣上還帶著露珠。陳默摟著她的腰，下巴抵在她發頂，陽光穿過窗戶，在他們身上灑下斑駁的光。光斑跳躍著，從阿依古麗的額頭跳到陳默的肩膀，又跳到他們緊握的手上。
快門按下的瞬間，我聽見阿依古麗輕聲說：“陳默，你說我們能永遠這樣嗎？”
陳默的聲音被風刮走了，但我看見他捏緊了阿依古麗的手，捏得指關節發白。風從**灘吹來，帶著沙土和駱駝刺的味道，吹起了阿依古麗的裙擺，露出半截白皙的小腿。陳默趕緊伸手去按，手按在阿依古麗腿上，兩人都笑了，笑聲脆得像冰糖。
我連續按了三次快門。每按一次，心就往下沉一分。我知道這些照片會變成記憶，而記憶是會褪色的，就像王姨那些老照片，幾十年后，只剩下一片模糊的黃。
傍晚六點，太陽斜到西山頂上，把天邊的云染成血紅色。我剛收拾完器材，把相機裝進帆布包，就聽見街上傳來騷動。起初是孩子的尖叫聲，接著是狗吠，然后是人跑動的聲音，雜沓的腳步聲像擂鼓。
賣烤包子的阿卜杜拉舉著鐵鏟從巷子里沖出來，鏟子上還粘著面團。他指著西北方的天空，***語漢語混著喊：“快看天上！有東西！胡大啊！有東西！”
我抬頭，西北方的天空泛著詭異的白。那白不是云，不是霧，是一種有質感的、像牛奶一樣流動的白。起初我以為是探照燈——軍區有時候會演習，用探照燈掃夜空。可那光不是直射的，而是像噴泉一樣往上涌，從地平線某個點噴出來，涌到半空，頂端散成五條細流，每條都有拇指粗，筆直地指向天空。緊接著，下方又冒出五條，和上面的對稱，也散成細流，只是方向朝下。十道光束在空中交匯，形成一根巨大的、發光的十字架，懸在天際，一動不動。
“UFO！”有人喊，是個戴眼鏡的年輕人，聽口音是北京知青。
人群開始騷動。孩子們追著光跑，手里揮舞著樹枝，像趕羊一樣。老人們跪在地上，朝著光的方向磕頭，念誦《***》或佛經——塔城這地方，什么教都有，什么神都拜。幾個婦女抱著孩子往家跑，邊跑邊回頭，生怕那光追上來。
我抓起相機就往外沖，帆布包在**上一顛一顛。王姨在后頭喊：“小周！你瘋了？回來！”
我沒理她。跑到廣場中央時，光已經弱了些，但輪廓還能看清。那十字架在緩緩旋轉，很慢，慢得幾乎感覺不到，但確實在轉。光束的邊緣泛著淡紫色，像傷口愈合時結的痂。空氣中有一股味道，說不清是什么味，有點像臭氧，又有點像鐵銹，還有點像...燒焦的頭發。
我舉起相機，手抖得厲害，對了好幾次才對準。調整焦距，光圈開到最大，快門速度調到1/60秒——光不夠亮，只能用慢門。按下快門的瞬間，閃光燈亮了，白茫茫一片。就在這片白茫茫中，我看見光里有個模糊的黑影，像艘船，又像片云，邊緣不規則，緩緩移動著。
“咔嚓、咔嚓”，我連拍了二十多張，把相機里剩下的卷膠全拍完了。膠卷在暗袋里發燙，我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跳比快門聲還快，咚咚咚，像要撞破胸膛。等我拍完最后一卷，光已經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凈凈，就像從來沒出現過一樣。只留下一片被照亮的夜空，那片區域比周圍亮一些，像誰打翻了牛奶桶，又匆匆擦去，但還是留下了痕跡。
人群漸漸散去，議論聲像潮水一樣退去。我站在原地，腿軟得站不住，一**坐在地上。地上還有白天的余溫，燙**。我摸著相機，金屬外殼也是熱的，像有生命一樣。
阿卜杜拉走過來，遞給我半塊烤包子：“小周，你拍到了？”
我點頭，說不出話。
他蹲下來，黑臉上眼睛亮晶晶的：“那是啥東西？真是飛碟？”
“我不知道。”我說，聲音沙啞得像砂紙磨鐵，“可能是...可能是...”
可能是什么，我也說不清。我只知道，我拍到了，用這臺海鷗相機，用這些從上海買來的膠卷，拍到了天上來的光。這光會改變什么嗎？我不知道。但那一刻，我覺得自己不再是那個蹲在門檻上啃涼馕的小學徒了，我是見證者，是記錄者，是把這個奇跡留在相紙上的人。
那天晚上我沒睡著。躺在硬板床上，睜眼看著房頂，房梁上掛著一串干辣椒，在黑暗里像一掛凝固的血。腦子里全是那團光，旋轉著，發著淡紫色的光暈。我一遍遍回憶按快門的瞬間，回憶那黑影的形狀——是圓的還是方的？是實心的還是空心的？越想越模糊，最后連自己都不確定是不是真看見了黑影。
天快亮時，我爬起來，從床底下拖出暗袋。暗袋是黑布做的，已經洗得發灰，拉鏈壞了，用別針別著。我摸著里面的膠卷，像摸著三塊金子。不，比金子還貴重——金子能買面粉買藥，這膠卷能買什么？買一個真相？還是一個笑話？
清晨五點，我抱著相機往單位跑。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只有幾條野狗在垃圾堆里翻食。路燈還亮著，燈泡上趴著蛾子，翅膀被烤焦了，發出糊味。跑到照相館門口，王姨已經在擦玻璃了，用舊報紙蘸著肥皂水，擦得吱吱響。
見我滿頭大汗，她皺起眉頭，眉頭間的豎紋像刀刻的：“你昨兒個瘋跑什么？膠卷呢？”
“在這兒。”我掏出暗袋，手還在抖，“拍到了！真的拍到了！”
王姨接過相機，手指發抖——我第一次見她發抖，那雙搬過**、穿過針線、撥過三十年算盤的手，抖得像風中的枯葉。她打開相機后蓋，取出膠卷，對著光看——其實什么也看不見，膠卷還沒沖，但她就是看，看了好久。
“這...這可是大事！”她終于說，聲音壓得很低，像怕人聽見，“得趕緊報告科委！不，得報告***...不對，報告**！”
我們趕到地區科委時，門口已經圍了一群人。都是昨晚的目擊者，七嘴八舌說著自己看見的。賣菜的老馬說那光有臉盆大，烤馕的***說比月亮還亮，放羊的哈里克說光里有人影，還會動。每個人說的都不一樣，但每個人都信誓旦旦，好像只有自己看見了真相。
值班的是個戴眼鏡的小伙子，叫***，剛從**大學分來的。他穿著白襯衫，袖口挽到胳膊肘，露出半截瘦胳膊。他翻著我的膠卷，眼睛越瞪越大，眼鏡滑到鼻尖上：“這...這是等離子體現象？還是...外星飛行器？我得查資料...查資料...”
他翻出一本磚頭厚的《大氣光學》，嘩嘩地翻，書頁都泛黃了，邊角卷著。翻了一會兒又放下，**手在屋里轉圈：“不行，這事太大了，我得報告主任。”
主任姓張，是個禿頂的中年人，說話慢吞吞的，像**糖。他看了膠卷，又聽了我們的敘述，沉吟半晌：“這樣，膠卷先放這兒，我往****報。你們回去等消息，不要對外說，尤其不要對記者說。”
從科委出來，太陽已經升起來了，明晃晃地照著街道。王姨突然抓住我的手：“小周，你說...這會不會惹禍？”
她的手很涼，掌心都是汗。我說：“不會吧，咱們就是如實報告。”
“如實...”她重復這個詞，像咀嚼一塊硬糖，“有時候如實比說謊還麻煩。”
消息還是傳開了。像**灘上的風，無孔不入。第二天，《塔城日報》的記者就找上門來，是個戴鴨舌帽的年輕人，叫劉衛東。他掏出采訪本，鋼筆帽咬在嘴里：“周同志，聽說你拍到了不明飛行物？能具體說說嗎？”
我看看王姨，王姨搖搖頭。我說：“等科委的結論吧，我也不清楚。”
劉衛東不死心，在照相館坐了一下午，照了三張照片，又請我喝了瓶汽水。汽水是橘子味的，甜得齁嗓子。臨走時他說：“周同志，這可是科學發現，要是真的，你就出名了。”
出名？我想起那些勞模照片，掛在光榮榜上，笑容僵硬，像面具。我不想出名，我只想安安穩穩過日子，給媽治病，供小菊上學。可那團光，像種子一樣種在我心里，開始發芽了。
中科院的考察隊三天后抵達塔城，兩輛吉普車，風塵仆仆。帶隊的是高登義教授，四十多歲，戴副厚眼鏡，鏡片一圈圈的，像瓶底。說話帶著四川口音，把“飛機”說成“飛雞”。他一下車就握住我的手：“小周同志，你立大功嘍！這可是***成立以來最清晰的不明飛行物照片！”
他的手很有力，握得我骨頭疼。考察隊一共六個人，有搞天文的，有搞大氣的，還有搞物理的。他們在科委會議室開了個會，把我也叫去了。高教授把我的照片一張張鋪在桌上，用放大鏡看，邊看邊記筆記。
“你看這個光束結構，”他對一個年輕研究員說，“對稱性非常好，上下各五條，夾角都是72度，這不像自然現象。”
年輕研究員點頭：“教授，會不會是地面光源的反射？比如探照燈？”
“我問過軍區了，昨晚沒有演習。”高教授說，“而且探照燈光束是發散的，這個是平行的，甚至還有點匯聚的趨勢。”
他們討論了很久，術語滿天飛：等離子體、球狀閃電、海市蜃樓、外星文明...我聽得云里霧里，只記住一點：這東西不簡單。
會議結束后，高教授單獨留下我：“小周同志，這些膠卷我們要帶回北京研究，你這兒留一張做紀念行不？”
我點頭。他從二十多張里挑了一張，光束最清晰的那張，遞給我：“這張你留著，做個見證。”
他走的時候，拍了拍我的肩膀，拍得很重：“小伙子，你立了大功，**會記住你的。”
這句話讓我熱血沸騰了好幾天。**會記住我——一個照相館的小學徒，每月掙十八塊五，住土坯房，給媽端尿罐。這是多大的榮耀！我甚至夢見自己上了報紙，戴著大紅花，跟領導握手。媽在臺下看著，病都好了。
可我沒等到榮耀，等來的是沉默。膠卷被帶走后，就沒了下文。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北京沒有消息，科委沒有消息，連高教授都沒有來信。那團光好像從來沒出現過，消失在時間的沙漠里。
王姨偷偷告訴我：“上頭說，這事兒敏感，不能隨便傳。聽說北京那邊爭論很大，有的說是重大發現，有的說是光學現象，還有的說是...是境外敵對勢力的氣球。”
“氣球？”我愣住了，“那光怎么解釋？”
王姨搖搖頭，繼續擦她的鏡頭。鏡頭擦了一遍又一遍，亮得能照見臉上的皺紋。
那天晚上，我坐在照相館門口，摸著僅剩的那張照片發呆。照片里的光像團流動的霧，邊緣泛著淡紫色，下方的五條光束清晰可見，像五根手指，要抓住什么。我想拿去沖洗放大，掛在墻上，讓每個來照相的人都看見。可王姨說：“別惹事，好好過日子。”
阿依古麗來找過我一次。是九月底，天已經涼了，她穿著白襯衫，外面套件紅毛衣，牛仔褲，褲腿窄窄的，繃出腿的形狀。頭發扎成馬尾，露出光潔的額頭，像個城里姑娘。她坐在我對面，手里捧著杯茶，茶是磚茶，黑乎乎的，冒著熱氣。
“周哥，聽說你拍到那個光了？”她問，眼睛看著茶杯，不看我的眼睛。
我點頭。茶水燙手，我換了個手拿。
她咬著嘴唇，下唇被咬得發白：“陳默說，這可能是****，讓我別問。”
“那你信嗎？”我問。
她抬頭看我，眼睛里蒙著一層霧：“我不知道...但他最近總說要回上海，說那邊機會多。他說塔城太小了，裝不下他的夢想。”
我心里一沉。這話我聽過，從很多知青嘴里聽過。他們來了，又走了，像候鳥。塔城只是他們人生中的一個驛站，歇歇腳，繼續往前飛。可對我們這些土生土長的人來說，塔城就是全部，是天，是地，是一輩子也走不出的圈。
陳默的返城名額批下來了，月底就要走。阿依古麗媽昨天還在我家哭，眼睛腫得像桃子：“小周，你說小默走了，阿依古麗咋辦？她死心塌地要跟去，可上海那么遠，人生地不熟...”
我沒說話。我只是個照相的，哪懂什么愛情。我只知道，阿依古麗跟著陳默，就像野馬跟著火車，早晚要脫軌。火車有鐵軌，有方向，野馬只有草原和本能。可這話我說不出口，我只能說：“嬸，兒孫自有兒孫福。”
阿依古麗坐了會兒就走了，茶沒喝幾口，涼在杯里。我看著她離開的背影，紅毛衣在秋風中像團火，漸漸熄滅在巷子盡頭。
秋天來得特別早。才9月中旬，塔城的樹葉就開始落了。白楊樹的葉子黃得透亮，風一吹，嘩啦啦往下掉，像下金幣雨。孩子們在落葉里打滾，把葉子堆成堆，點火燒，煙是藍色的，帶著苦味。
我每天除了照相，就是去醫院陪媽。醫院在城東，要走四十分鐘。媽住的是大病房，八張床，擠了十二個病人，空氣里全是藥味和臭味。**床靠窗，能看到院子里的老榆樹，樹上掛著一口鐘，鐘錘銹住了，再也不響了。
她的肺病越來越重，咳嗽時整個身子弓起來，像只蝦。醫生說要做手術，把壞掉的那葉肺切掉，得花兩百塊。兩百塊！我學徒三年，總共才存了六十七塊。
我翻遍了所有口袋，抽屜，床底下，罐子里。角角落落都找了，只有八十三塊。王姨給了我二十，是她這個月剛領的工資，還沒焐熱。小菊把攢了三年的壓歲錢全拿出來了，包在手絹里，一塊的、五毛的、一毛的，還有五分二分
**手術后，日子又回到原來的軌道上。照相、沖印、修相機、搬土豆。只是偶爾，在給新婚夫婦拍合影時，我會突然想起那團光，想起光束交匯時那個模糊的黑影。客人說：“師傅，您發什么呆呢？”我趕緊搖頭，對焦，按下快門。
阿依古麗終究沒去成上海。陳默走后第三個月，寄來一封信，信紙是印著淡藍格子的那種，字跡工整得像印刷體。信里說上海**有變，知青配偶落戶很難，讓她再等等。阿依古麗把信貼在胸口，在裁縫鋪里坐了一天，縫紉機沒響一聲。
第二天，她來找我，眼睛腫著，但沒哭。她說：“周哥，給我拍張照吧，就拍我一個人。”
我給她拍了，在黑布**前，她穿著那件粉格布拉吉，領口的金線有些脫線了。拍照時她努力想笑，可嘴角剛揚起來，眼淚就下來了。我沒提醒她，直接按了快門。照片沖出來后，她看著照片里那個又哭又笑的自己，愣了半晌，說：“這張好，真實。”
后來，阿依古麗嫁給了糧站的司機馬建軍。馬建軍比她大八歲，離過婚，有個五歲的兒子。婚禮很簡單，就在國營食堂擺了三桌。阿依古麗穿著紅嫁衣，衣服是她自己縫的，針腳很密。敬酒時，她走到我這桌，舉起酒杯：“周哥，謝謝你給我拍了那么多照片。”
我說：“應該的。”
她一飲而盡，酒精嗆得她直咳嗽，臉漲得通紅。馬建軍趕緊給她拍背，動作有些笨拙，但很小心。我看著她，突然想起陳默摟著她腰的樣子，那手指又細又長，指甲修剪得干干凈凈。而現在拍她背的這雙手，粗壯，指節突出，指甲縫里有洗不掉的油污。
生活就是這樣，用粗糙覆蓋精致，用現實淹沒夢想。
1980年春天，我結婚了。媳婦是鄰村的阿依夏，比我大一歲，是個實在人。相親那天，她穿件藍布衫，袖口磨得發白，辮子又粗又長，垂到腰際。我問她會做什么，她說：“會做飯，會縫補，會喂牲口，會帶孩子。”我說：“夠了。”
婚禮就在照相館門口辦。王姨當了證婚人，她特地做了件新**袍，料子是燈芯絨的，厚重挺括。她站在臺階上講話，聲音洪亮：“小周這孩子，實誠，肯干。阿依夏，你嫁給他，虧不了！”
客人們哄笑。阿依夏低著頭，臉紅得像院里的月季花。妹妹小菊跑前跑后招呼客人，她已經上初中了，個子躥了一截，辮子剪成了短發，像個假小子。
那天晚上，客人都散了，我和阿依夏坐在新房里。所謂新房，就是把照相館的儲藏間收拾出來，墻上貼了張紅“囍”字，床上鋪著新褥子，褥子下面是麥草，一動就沙沙響。
阿依夏從懷里掏出個小布包，打開，里面是一對銀鐲子，已經發黑了。她說：“這是我姥姥傳下來的，本來有一對，那年餓，賣了一只換糧食。這只你拿去，看能不能換點錢，把**藥錢還上。”
我沒接鐲子，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掌心都是繭子，但很暖。我說：“留著，傳給咱們孩子。”
她哭了，沒出聲，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砸在我手背上，滾燙。
婚后第二年，我用攢的錢買了臺二手海鷗相機，在團結路口租了間小門面，開了家私人照相館。名字就叫“塔城照相館”，白底紅字，王姨給寫的。開業那天，王姨送來一副對聯：“瞬間留真容，方寸顯真情。”貼在門框上，風吹日曬，很快褪了色。
生意比想象中好。尤其是年輕人，喜歡來拍藝術照。女孩們穿著從上海捎來的喇叭褲、花襯衫，燙著卷發，在鏡頭前擺出各種姿勢。男孩們則喜歡穿軍裝、戴軍帽，腰里別著假**，做英雄狀。
有次，一個穿喇叭褲的小伙子指著墻上那張UFO照片問：“老板，這真拍到了？”
我點頭：“真的。”
他豎起大拇指：“牛！”
我只是笑笑，繼續調我的相機。后來那張照片前常有人駐足，指指點點，說什么的都有。有人說那是神仙下凡，有人說那是**間諜飛機，還有人說那是地下巖漿噴發。
我不解釋，也不反駁。真相就像**灘下的地下水，埋得太深，挖出來也未必是甜的。
日子水一樣流過去。**手術做了，又撐了三年，在一個雪夜走了。走前拉著我的手，手瘦得只剩一層皮包著骨頭。她說：“兒啊，媽拖累你了。”我說不出話，只是搖頭。她眼睛漸漸散了光，最后看著房頂，說：“看，光...”
我抬頭，房頂只有黑乎乎的椽子。但我想，她也許真的看見了光。
小菊考上了****的師范學校，走時我帶她去拍了張登記照。照相時她坐得筆直，嘴角抿著，像個大人。我說：“笑一笑。”她努力笑了笑，可眼圈紅了。我說：“想家了就寫信，哥給你寄錢。”她說：“哥，等我畢業了，掙錢供你孩子上學。”
阿依夏生了個兒子，取名周光。名字是我起的，阿依夏說太直白，我說：“直白好，實在。”兒子滿月時，我抱著他在那張UFO照片前站了很久，說：“兒子，這是**這輩子拍過的最神秘的東西。”兒子眨巴著眼睛，小手在空中抓啊抓，什么也沒抓到。
1992年，王姨走了。腦溢血，走得很快。整理遺物時，我在她箱底發現一個鐵盒子，打開，里面全是照片。有她男人的，有她年輕時和姐妹的合影，還有一張——是我拍的那張UFO照片的復制品，背面用鉛筆寫著一行小字：“1978年8月29日，小周拍。這世上有些光，看見了，就別問來歷。”
我捧著照片，在空蕩蕩的照相館里坐了很久。夕陽從窗戶照進來，照在那些蒙塵的相機上，照在褪色的**布上，照在我開始花白的頭發上。
2008年，我退休了。兒子周光接過了照相館，他把店面重新裝修了，買了數碼相機，電腦，打印機。他說現在是數碼時代，誰還用膠卷。我說：“膠卷有膠卷的好。”他笑笑，不當回事。
我每天在家帶孫子，孫子五歲，叫周一。名字是兒子起的，說簡單好記。周一喜歡翻我的舊箱子，把那些老照片攤一地，問這問那。
有天，他翻出那張UFO照片，已經黃得厲害，邊角都脆了。他湊過來：“爺爺，這是什么？”
我說：“是天上的光。”
他歪著頭：“外星人嗎？”
我笑了：“可能吧。”
“那外星人長什么樣？”
我想了想，說：“也許就像咱們一樣，兩只眼睛一張嘴，也要吃飯睡覺，也有煩心事。”
孫子似懂非懂，拿著照片跑到陽光底下看，看得很仔細。陽光透過照片，那些光束似乎又活了過來，在孫子稚嫩的臉上投下淡淡的光影。
那天晚上，我做了個夢。夢見自己又回到了1978年的塔城，站在廣場中央，四周空無一人。天上是那團光，緩緩旋轉，淡紫色的光暈一圈圈蕩開。光里有個人影，背對著我，穿著藍布衫，手里拿著臺海鷗相機。
“你是誰？”我問。
那人轉過身，是年輕時的我。二十歲，頭發烏黑，眼睛明亮，帆布包斜挎在肩上。他看著我，笑了，笑容里有些羞澀，有些倔強。
“我是你。”他說。
“那我是誰？”
“你也是我。”他說，“是所有在塵土里抬頭看光的人。”
他舉起相機，對準我，按下快門。閃光燈亮起的瞬間，我看見他身后那團光突然爆開，化作無數光點，像蒲公英的種子，灑向塔城的每一個角落。灑在國營照相館的門檻上，灑在阿依古麗的縫紉機上，灑在王姨的算盤上，灑在母親喝藥的碗里，灑在小菊的作業本上，灑在阿依夏的銀鐲子上，灑在兒子周光的啼哭聲中，灑在孫子周一好奇的眼睛里。
光點落地，生根，發芽，長出各種各樣的人生。
我醒來時，天還沒亮。窗外的塔城靜悄悄的，遠處傳來火車的汽笛聲——是開往****的夜班車。我起身，走到窗前，看著這座生活了一輩子的城市。路燈還亮著，街道空蕩蕩的，偶爾有出租車駛過，尾燈劃出紅色的弧線。
東邊的天際開始發白，那是黎明前最深的黑暗，也是光明來臨前最后的堅守。我忽然想起高登義教授，想起他臨走時沉重的腳步；想起王姨，想起她擦鏡頭時專注的側臉；想起阿依古麗，想起她婚紗上密密的針腳；想起母親，想起她說“看，光”時渙散的眼神。
他們都成了光，成了塔城上空那團永恒的光的一部分。這光不是UFO，不是外星文明，不是任何能用科學解釋的東西。這光是記憶，是苦難，是堅韌，是無數普通人在塵土飛揚的歲月里，用最笨拙的方式活出的尊嚴。
我打開抽屜，拿出那張保存了三十年的照片。照片已經脆得幾乎一碰就碎，我用手指輕輕撫過那些光束，撫過那個模糊的黑影。然后，我劃了根火柴。
火焰舔上相紙的一角，慢慢蔓延。光在火焰中扭曲，變形，最后化作一縷青煙，從窗縫飄出去，飄進塔城清冷的晨霧中。
我知道，有些東西不用保存。它已經長在骨頭里，流在血液里，成為我，成為我們的一部分。
窗外，第一縷陽光終于突破云層，照在塔城的白楊樹上，照在土坯墻上，照在早起人們的臉上。新的一天開始了，帶著光，也帶著塵土。
而我，一個退休的老照相師傅，站在窗前，瞇起眼睛，看著這座被光與塵埃共同塑造的城市，輕輕說了句：
“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