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點十二分，我的心電監護儀變成一條直線。

我最后看了一眼這個世界——天花板上那盞日光燈有一根燈管壞了，一明一滅地閃了七個月，沒人來修。走廊盡頭傳來護士急促的腳步聲，有人喊“推急救車”，有人打電話。

我知道來不及了。

我閉上眼睛之前，最后一個念頭不是恨，不是遺憾，甚至不是沈渡。

是如釋重負。

終于不用再等了。

但我不知道的是，同一時刻，在距離我十三公里的那棟寫字樓頂層，沈渡正在跟一個AI對話。他對那個AI說“我想你”，而那個AI的聲音、語氣、說話的尾音，都屬于另一個女人。

蘇晚。

一個已經死了七年的女人。

我的手機就放在病床邊的柜子上。從凌晨一點四十開始，沈渡的手機就再也沒有接通過。護士打了十七個電話，十七個，嘟嘟嘟的聲音像鈍刀一樣一下一下地割著我的意識。

其實最后的幾個小時我已經半昏迷了，意識像潮水一樣退漲。每一次退潮，我都覺得這次不會再漲了，但它又回來了，帶著一種殘酷的執念，把我拽回這個充滿了消毒水味的房間。

我在每一次漲回來的間隙里想：他會不會這次接電話？他會不會突然出現在門口？他會不會像電視劇里演的那樣，在最后一秒沖進來握住我的手，說“對不起，****”？

但他沒有。

一次都沒有。

護士最后一次打電話的時候，我聽到那個熟悉的女聲從手機里傳出來：“您撥打的電話暫時無人接聽，請稍后再撥。”

我笑了。

大概是因為太荒謬了。我都要死了，還在等一個男人接電話。而那個男人不接電話的原因——我甚至能猜到——一定又是“模型訓練關鍵迭代再給我一個小時”。

他知道我今晚狀態不好嗎？

他知道。

下午六點，我給他發了一條消息：“今天指標掉了很多，醫生說我可能撐不過這周了。你能來看看我嗎？”

他回了三個字：“在開會。”

晚上八點，護士替我打了一次電話。他沒接，回了一條文字消息：“今晚有個技術難關要攻克，明天一早過去。你好好休息。”

“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