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時候，一舉吃掉北洋水師。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等調停，是趁**陸軍還沒登陸之前，主動出擊，集中所有主力，找到**聯合艦隊，逼他們決戰。”

鄧世昌的眉頭皺了起來。他沒有立刻否定我，也沒有立刻贊同，而是用一種審視的目光看著我：“主動出擊？你可知道**現在的意思是‘避戰保船’？”

“知道。但避戰保船的結果，就是被敵人堵在港里，一艘一艘地吃掉。”我脫口而出，“大人，甲午年是場死局，步步退讓只會讓***把絞索越收越緊。與其在威海坐以待斃，不如傾巢出動搏他個虎口拔牙——如果能在大東溝打掉日艦半數主力，也許還能逼他們坐下來談。”

這句話說完，我自己都愣了一秒。因為這不是歷史書上得來的結論，也不是陳紹川原有的記憶，而是我——一個來自一百多年后的靈魂，在披薩盒和項目報表堆里練出來的決斷習慣：先扛住，再找機會，絕不在對方預設的戰場上消耗。

鄧世昌沉默了一會兒，忽然問我：“你有幾成把握？”

“四成。”我實話實說，“但如果不主動，一成都沒有。”

四成勝率，在兵家眼里形同**。但太平盛世才有資格求萬全，現在的北洋水師只能從萬死中覓一絲生機。鄧世昌深深看了我一眼，沒有再接話，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隨我去見丁軍門。”

丁軍門就是丁汝昌，北洋水師提督，整個艦隊的最高指揮官。我們到提督衙門的時候，丁汝昌正在簽閱一份天津發來的公文，看到鄧世昌帶著我進來，放下筆，目光從老花鏡上方投過來：“正卿，紹川，坐。紹川昨日上的那份條陳，我看過了，你主張北緯38度線外海截擊，有幾成勝算？”他又拿起幾份情報，“另據報，運兵船隊攜帶了一個完整的野戰聯隊，若讓他們在**西海岸登陸，**陸上的驛站恐怕撐不住。”

正卿是鄧世昌的字。鄧世昌坐下后，把我在碼頭上說的那番話復述了一遍，然后用更正式的口吻補充了自己對于日艦編隊和打擊策略部署的建議。丁汝昌聽完，摘下老花鏡擦了擦，沉默了很久。

“四成。”他重復了一遍這個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