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念值了十六個小時的班，從昨天下午四點到現在，中間只趴在護士站的臺子上瞇了不到四十分鐘。凌晨三點的時候七床的老爺子心率掉了下來，她跟著值班醫生跑了一趟搶救，人沒留住，家屬在走廊里哭，哭聲像一把鈍刀子在空氣里來回拉。五點，十二床的病人按鈴說疼，她去給推了一針**。六點，天亮了，窗口透進來的光是灰白色的，像一塊洗了太多次的舊抹布。
**之前她去了一趟四床。四床是周晚棠，四十七歲，胃癌晚期，腹腔轉移，肝轉移，骨轉移。病歷上的字像判決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每一頁都比上一頁更重。她在這張床上躺了幾個月，瘦成了一捆柴禾，皮膚貼著骨頭，血管像藍色的線頭一樣隱隱地浮在表面。蘇念每天給她做護理的時候都會想同一個問題——一個人被消耗到這種程度，還剩什么？答案每一天都不一樣。
周晚棠醒著。她大部分時間都醒著，疼得睡不著，止痛藥打多了又怕呼吸抑制，只能咬著牙熬。蘇念進去的時候她正側躺著，看著窗外，窗外什么都沒有，只有一堵灰色的墻和一小塊被防盜網切割成碎片的天空。她的睫毛很長，在眼瞼上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陰影，從側面看過去，不像一個行將就木的人。
“周姐，今天感覺怎么樣？”蘇念把聲音放低放柔。這是她做了四年腫瘤科護士練出來的本領，不是裝出來的溫柔，是一種經過無數次練習之后已經內化成本能的、像體溫一樣恒定的溫和，不帶任何多余的情緒。
周晚棠慢慢轉過來看了她一眼，沒有回答這個每天都被問一次的問題。她的嘴唇干裂起皮，有些地方滲出了細小的血珠，在蒼白的唇色上顯得格外刺目。蘇念用棉簽蘸了溫水給她潤了潤嘴唇，棉簽碰到裂口的時候周晚棠的眉頭皺了一下，但沒有喊疼。她很少喊疼，不像有些人疼起來會大喊大叫，她疼的時候只是閉著眼睛，嘴唇抿成一條發白的線，整個人縮成一團。蘇念有時候覺得她不是在忍受疼痛，是在和疼痛談判。
“蘇護士，”周晚棠突然開口了，聲音沙啞得像砂紙打磨木頭，但每一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你有沒有想過，死是什么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