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大半年才慢慢摸清楚。他家祖上是正經的官宦世家，曾祖父是清末第一批留**童，回國后在北洋**做過外交官。建國前舉家遷往海外，一部分人去了臺北，一部分人去了紐約。沈寒舟這一脈留在了北京，守著這座老宅，守著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體面。他十七歲被保送北大，念國際金融，一路念到博士。畢業后在投行干了兩年，然后被他父親沈老爺子一紙召喚喊回了國。
沈老爺子。這人我沒見過幾次，但每見一次都能記住好幾年。高大，鷹鼻，嘴角永遠掛著一絲不怒自威的弧度。他自己是德國留學回來的航空動力專家，退休前在中科院拿過**科技進步獎。這樣一個人，對獨子沈寒舟的期望可以想見——仕途，或者至少是某種能被這個家族納入“體面”范疇的職業。
但沈寒舟選了藝術。
他畫畫。油畫。畫布上****的灰藍和深紅，扭曲的人體，斷裂的線條，像春天的土地被凍裂之后又浸泡在血水里。他畫得很好，圈內人私下稱他是“東方蒙克”。但他的畫賣不出去——不是沒人要，是他不賣。他說他的畫只給看得懂的人看，而看得懂的人要么死了，要么還沒出生。
沈老爺子為此斷了他的經濟來源，停了信托基金。他靠在798給一些畫廊做策展顧問過活，偶爾接一些藝術評論的稿子。錢不多，勉強夠他在北京維持基本體面。那群追債的人是他為一個朋友做擔保留下的爛攤子，朋友卷錢跑路，債務落到他頭上。他沒跟任何人提過這件事，被追到巷子里也沒有求過一句饒。
那天晚上在巷子里，那些人是沖著他來的。那個胖子已經堵了他好幾天了。他被追到銀錠橋附近，手機沒電了，零下十幾度的夜里一個人在胡同里跟幾條尾巴周旋。然后被我撞翻在路燈底下的雪地里。
這些事不是他告訴我的。他幾乎不跟我講他自己的事。是我從他那幾個發小嘴里一點一點拼出來的，是程朗告訴我的。
程朗，沈寒舟唯一的發小，長得斯斯文文，笑起來溫潤無害，像那種從小被保護得很好的世家子弟。我們仨湊在一起吃火鍋的時候他總是笑瞇瞇地給我夾菜，嘴上說著“**你太瘦了多吃點”，語氣親切得像認識了很多年。后來我才知道他在沈寒舟背后做了什么，但那都是后來的事了。
回到那個時候——2007年的冬天到2008年春天，我過著一種連自己都說不清道不明的生活。白天睡到中午，下午去琴房練琴，晚上在后海那家叫“九月”的酒吧駐唱。一個月掙兩千出頭，交完房租吃口飯，剩不下什么錢。但我那會兒過得挺開心，因為每天晚上唱完歌，沈寒舟會來接我。
“你每天來接我，是不是看上我了？”
“順路。”
“你住東城，我住通州，你跟我說順路？”
沈寒舟不說話了。他就是那樣的人，從來不回答他不打算回答的問題。但他執意幫我搬家，開車到通州的那間出租屋，站在門口掃了一圈，把我那把破吉他拎起來扔進后備箱，說我住的地方太潮對肺不好，所以他需要在他的老宅里騰出一間房來借給我住。房租抵在幫他打理院子的體力活里，不算施舍。
我搬進了北新橋那間老宅。
沈寒舟的畫室在正房，原來應該是客廳，被他改成了畫室。畫架對著窗戶，窗外是那棵棗樹光禿禿的枝丫。他畫畫的時候不讓人看，但我不信邪，偷偷推門進去過一回。他站在畫架前面，襯衫袖子卷到手肘，手指上沾著鈷藍色和赭紅色的顏料。他正畫的是一幅女人的肖像——不，不是肖像。只是一道背影，白色的裙擺像裹尸布一樣拖在地上，畫面中央有一團模糊的血紅。他在畫到她腰間的時候筆尖頓了一下，拇指無意識地蹭過畫布上那片紅，把它蹭得洇開了一片，像傷口。
我站在門口沒出聲，靜靜看了很久。他一直沒有回頭，但我總覺得他知道我在。
那天晚上我們坐在棗樹下喝酒。沈寒舟酒量不好，喝了半瓶就開始話多。他靠著樹干仰頭看著夜空，忽然說了一句讓我愣在原地的話：“**，你有沒有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