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柜子里，滿滿一面墻都是娃娃——限量版的芭比、手工定制的瓷娃娃、各種盲盒玩偶，整齊地排列在三層玻璃柜里，每一個都栩栩如生，穿著精致的裙子。
“姐姐，你看這個！”她從柜子里拿出一個娃娃遞給我，“這是去年媽媽送我的生日禮物，手工做的，全球只有十個！”
我接過那個娃娃。它有一頭黑色的卷發，穿著粉色的蓬蓬裙，眼睛是玻璃做的，亮晶晶的。我低頭看著它，然后抬頭看著宋念。
“念念，你喜歡娃娃嗎？”
“當然喜歡呀！”她笑起來，“媽媽說我小時候就把娃娃當姐姐，每天跟娃娃說話呢。”
她說完這句話，吐了吐舌頭，好像覺得自己說錯了什么。她趕緊補充：“后來媽媽跟我說姐姐找到了，我高興壞了！以后我不用跟娃娃說話了，我有真的姐姐了！”
她說這話的時候，眼睛亮晶晶的，嘴角彎彎的。
我笑了一下，把娃娃還給她。
我有一面墻的娃娃，你有一只二十年前的鞋。
我們真是一對好姐妹。
3 湯是甜的，藥是苦的，你是假的
我在宋家住了一個月。
這一個月里，我學會了很多東西。我學會了用筷子吃西餐，學會了區分不同的紅酒杯，學會了在顧婉秋叫我“小醒”的時候微笑著回答“媽媽”。我每天對著鏡子練習這個笑容，調整嘴角的弧度，不能咧太大——太大顯得傻；不能太小——太小顯得不真誠。
我每天早上七點起床，收拾好自己，然后下樓幫顧婉秋擺碗筷。宋念八點才會起床，她起床的時候顧婉秋會去叫她，聲音從二樓傳下來——“念念寶貝，起床啦，太陽曬**啦。”這句話每天都一樣，一個字的停頓都不差。
八點半，三個人坐在餐桌前吃早飯。顧婉秋會問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我說好。她問吃得習不習慣，我說習慣。她問還有什么需要的，我說沒有了，謝謝媽媽。
“媽媽”這兩個字，我叫得很生硬。不是因為這個稱呼陌生——我小時候在心里叫過千千萬萬遍——而是因為每一次叫出口，都有一道墻攔在我心里。那道墻是十九年的沉默砌成的，沒有那么容易推倒。
但我還是在推。
因為我相信這道墻后面，是陽光。
體檢是從第三周開始的。
顧婉秋說，你在外面生活了這么多年，條件肯定不好，媽媽不放心，帶你去做個全面檢查。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正在給我盛湯，語氣自然得像在說“今天的排骨很新鮮”。
“念念也一起去，”她說，“你們姐妹倆都查一查。”
那是一家私立醫院，不像醫院，像五星級酒店。沒有消毒水的味道，地上鋪著大理石，護士說話輕聲細語，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彎彎的。
檢查很全面，抽血、CT、*超、核磁共振，從頭到腳查了一遍。顧婉秋全程陪著我，抽血的時候護士扎了三針才找到血管，她心疼得眼眶都紅了。
“媽——阿姨你輕一點，我女兒怕疼。”
她說的不是“阿姨”，但那個字被她吞掉了半截，聽起來像是臨時改了口。但我沒有在意。我當時的注意力全在那個“我女兒”上，這三個字像三顆糖，在我嘴里慢慢化開。
她說了“我女兒”。
她說的是我。
第二次體檢隔了三天。第三次隔了五天。**次隔了四天。
每一次的理由都不一樣——“上次那個指標需要復查醫生說最好***專項檢查這個項目念念也需要做，你順便也做了吧”。
我開始覺得不太對。
但我沒有說。我告訴自己：有錢人就是這樣，對身體特別在意，一個小小的指標異常都要查個明白。你不能用你那套窮人的標準去衡量他們，窮人感冒了硬扛，富人感冒了住院，這是階級差異，不是陰謀。
我甚至還在心里嘲笑自己——宋醒，你***了太多年，已經失去信任別人的能力了。你像一條從垃圾堆里撿回來的流浪狗，主人給你洗澡給你穿衣服，你卻懷疑她要吃你的肉。
你是不是有病？
這個念頭讓我很內疚。為了補償這份內疚，我對顧婉秋和宋念加倍地好。宋念說想看一部新上映的電影，我陪她去，看完了她挽著我的手臂回家，路上嘰嘰喳喳地跟